第94期《凌云报》

指导老师：陈怀锋  廖晓波  王岩芳

主编：袁方

副主编：唐瑞芝 刘诗君 霍英发 王铭远

版面统筹：何子健

第一版

责任编辑 唐瑞芝

【头条评论】

冬奥的“北京时间”：更高、更快、更强

□本报记者 都大伟 丁凯丽 谢俊 陈惠敏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会展中心，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北京-张家口获得了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权。我国北京成为了世界历史上第一家既举办夏季奥运会又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这成为举国欢庆的重大事件。同时，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竞技体育的成长和进步，离不开过其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北京-张家口申奥的成功，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国家制度性因素。中国体育的进步，离不开我们国家整体实力的进步——我国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水平“更高”，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更快”，体育社会参与度“更强”，与“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格言遥相呼应，

政经实力和科技水平“更高”

北京申办冬奥成功的背后，第一个关键因素在于我国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水平“更高”。

首先，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在各种世界性挑战不断增多的情况下，中国展示出了一个大国应有的责任与担当，以可贵的勇气和智慧向世界贡献了“中国经验”。“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习近平总书记这铿锵有力的话语，是用庄严承诺回应世界对中国的期待；“中国方案”“中国声音”在国际舞台上的不断展现，则是用实际行动回应了世界对中国的期待，这两种回应，为宣传、推广冬奥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北京申办冬奥会作为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中央领导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在多边、双边外交场合为北京申办冬奥会宣传、鼓劲、助威。在整个申办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在迎接评估和申办陈述的过程中进行全流程反复的演练。总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与申办工作的扎实推进，确保了此次北京申办冬奥的成功。

其次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好，为体育事业提供了场馆、后勤、人力等全方面的支持。在过去的5年里，虽面临世界经济下行压力，但中国仍顶住压力，以超过1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量实现了中高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平均贡献率达到30%左右，超过美国、欧元区、日本贡献率总和。北京冬奥申委总策法务部负责人杨澜在当日的最后一轮陈述时也明确提出了北京作为申奥城市的另一层“确定性”，中国的经济稳定将为中国举办冬奥会提供保障。

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北京申办冬奥会的成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技术保障。北京申办冬奥会最大的优势就是2008年夏季奥运会场馆的再利用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2008年的北京夏季奥运会后，北京的主要奥运场馆通过频频举办国际大赛，仍得到充分利用，从而使北京不仅一直保持着一座国际体育中心城市应有的活跃状态，在体育赛事场馆的运营与维护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成为北京申办冬奥会最有利的筹码。北京在申办之初提出了“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的申办愿景，又在精心筹划后提出了“以运动员为中心、可持续发展、节俭办赛”的三大理念。这与国际奥委会的2020议程十分契合。与另一个候选城市阿拉木图相比，北京在申奥经验、酒店设施以及国际奥组委成员对相关城市了解程度等方面都占据着绝对优势。

总而言之，政治和经济实力是北京再次申奥成功的最强基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上的和平崛起，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大国形象；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则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经济保障。

经济发展带来的直接结果是科技创新的巨大进步，而这种科技创新的进步都浓缩在平昌冬奥会闭幕式的“北京八分钟”中。与雅典奥运会上的“北京八分钟”相比，平昌冬奥会闭幕式的“北京八分钟”更是展示出一个令人惊艳的“科技中国”。

在“北京八分钟”的表演中，制作人将多种新型科技元素相结合，完美地诠释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人文与科技精神。酷炫的地面投影技术、强大的人工智能、使用了全新LED显示技术的透明屏幕“冰屏”、功能多样的石墨烯材质服装……这些元素无不体现着这八分钟的“科技、未来、现代”定位。

除此以外，高铁技术的展示也让世界震撼。据了解，我国高铁抛弃“市场换技术”的“追赶”模式，换道自主创新路径，通过进行高铁技术的体系化自主创新，短短4年就研发出了被称为“中国名片”的时速350公里的CRH380系列高速列车和配套技术与装备体系，支撑了中国史无前例的高速铁路建设和运营，形成了被西方发达国家称为“高铁革命”的中国高铁大发展。如今，中国高铁已经站在世界陆地交通领域的高峰。

高铁网络、电子商务、移动支付，中国科技创新正走在引领世界潮流的路上。“互联网+”广泛融入各行各业，载人航天、深海探测、量子通信、大飞机等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日均新设企业由5千多户增加到1万6千多户。而快速崛起的新动能，正在重塑经济增长格局、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标志。

对科技而言，创新是推动其进步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已经成为我国开展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战略部署的“灵魂”。2006年，我国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首次提出了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且将创新与科学技术紧密相连；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将创新作为发展战略。值得一提的是，之前我国一直强调的是把“科学与技术”作为发展战略。科技和创新这一前一后的两个发展战略启示我们，科技的进步是绝对离不开创新活动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30日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的讲话中提到，“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相比，我国发展还面临重大科技瓶颈，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科技基础仍然薄弱，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创能力还有很大差距……因此，我国科技界要坚定创新自信，坚定敢为天下先的志向，在独创独有上下工夫，勇于挑战最前沿的科学问题，提出更多原创理论，作出更多原创发现，力争在重要科技领域实现跨越发展。”而直至今天，在各种文件与文章中谈到“创新”时，见到的最多的提法是“科技创新”。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在近年的实践中完美地将这二者相结合。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中，科技创新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与坚强领导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正如科技部部长万钢所说，我国的科技创新成果已经“由跟跑为主，转向多领域并跑领跑”。目前，我国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引领世界潮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实际上，今日中国的科技创新已经结下了累累硕果，“北京八分钟”所反映的，只是创新成就中的一小部分。短短的八分钟，背后的支撑力量是整个国家的科技与创新能力。

我国体育社会参与度发展“更快”

除了宏观层面的政经实力和科技创新的巨变，我国体育社会参与度发展的“更快”也是“北京时间”背后的强大助力。

政府各项体育政策的出台、人民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我国教育综合素质水平的进步等，都使得民众支持申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中更是提出，要建设“健康中国”。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人民健康、凝聚人心、社会和谐等多重经济和社会功效。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身心顺利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为助力建设“健康中国”，政府和各级省市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传扬体育精神，鼓励民众参与运动。如国家体育总局在2017年就已经正式启动了“328全民运动健康模式”，大力宣传和弘扬健康知识，鼓励人人运动，推动全民健身工程。实际上，在我国民众对于传统体育项目的兴趣日渐浓厚的同时，占据冬奥会主体地位的冰雪运动项目却因受制于自然环境因素，迟迟未能进入大众的视野。冰雪运动素有“难出山海关之说”，而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稳步发展，以滑雪为代表的“白色经济”助推冰雪之花飘向了江南大地。随着政府的《冰雪运动发展规划（2016-2025年）》和《全国冰雪场地设施建设规划（2016-2022年）》两项文件的出台和冰雪运动“南展西扩”战略，以及提出的“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各地区冰雪馆项目乘势而上，冰雪活动地域不断扩大，冰雪活动类型日益丰富，参与人民不断增加，各种大小冰雪赛事盛行。近年来，即使在没有冰雪的南方，也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和青少年对冰雪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到冬季，在北方许多冰场和雪场都能见到不少南方冰雪运动“发烧友”的身影，而目前南方也已经具备有多种规格的冰场和雪场，一到假期，很多人都选择来滑雪场参加冰雪运动。很多小孩子也在家长的陪同下，尽情地在冰雪上滑行。练习滑雪不仅能利于孩子身体健康，也能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更能培养孩子的吃苦耐劳的良好品德和坚韧不拔的意志，这也是绝大多数家长都非常愿意让孩子参与滑雪运动的原因。“南展西扩”等措施，既带动冰雪经济的迅速增长，又增强中国冰雪文化的传扬。这些政策的施行，都极大的推动了全民健身运动热情，对建设健康中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文明的高度进步，国内民众近些年已逐渐形成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公众参与竞技体育的热情也逐渐提高，甚至一度掀起全民运动狂潮。中国体育设施建设正不断完善优化，不仅各大城市拥有运动健身场地，各个城镇乡村的体育基础设施也逐步建成，公众参与体育运动的几率极大的增加。从老人、青年、小孩到学生、工人、白领、名人……运动健身的生活方式已经跨越了各个年龄段、各个行业。古称人生七十古来稀，如今看到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进行力量训练已是常有之事，甚至他们还能完成一些年轻人都做不到的挑战。美丽海滨城市厦门，在每年第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都将举办国际马拉松比赛，报名参与赛事的民众热情只增不减。在2018年的雨中马拉松中，虽天公不作美，霏霏细雨笼罩着整个厦门马拉松赛程，但三万运动儿和群众高涨的热情仍旧未减，丝毫不受雨天影响，尽情享受赛事带给他们的快乐。

在北京申办冬奥会期间，冬奥宣传歌曲征集等活动都获得了社会的广泛支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安顺说，国际奥委会委托专门的第三方公司进行的测评显示，北京申办冬奥在全国范围内拥有90%以上的支持率，而在两个举办地北京和张家口，民意支持率分别高达92%以上和99%。这样的支持率是历届冬奥会申办城市绝无仅有的，对挪威、索契来说，其民众支持不足也是其弃权申办冬奥会的主要原因。如此高的民意支持率，是国家大力开展奥林匹克运动文化宣传的结果，是政府推行的各项体育运动政策的结果，是我国稳定、进步的结果，是我国民众精神文明丰富的结果。广大人民群众具有较高的参与热情，这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北京申办冬奥会的成功。据媒体报道，广东一个民间自行车队，骑行几千公里赶到马来西亚吉隆坡，在双子塔大厦门前，展开声援北京申冬奥的条幅标语。这种全民共同参与的热情，超高的民意支持率，说明冬奥会这项体育赛事的举办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拥有良好的群众基础，群策群力，这也在客观上为北京冬奥会成功申办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我国逐渐掀起一股全民运动热潮，我国民众对体育充满热爱，对冬奥会满怀热切期盼，我们也即将迎来中国从体育大国走向体育强国的时代。

高校学子对体育精神的发扬“更强”

习主席说：“少年强则国强，体育强则国强。”现如今我国中小学体育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也越来越丰富多样，甚至体育考试也已逐步列入中考范畴。为加强学生体育锻炼，我国教育部下达了多份文件，推出了多项政策，各个学校的体育设施都在尽力完善，绝大多数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运动类型，这有助于让孩子们从小培养良好习惯、塑造坚强品格。作为青年主力军和“强国一代”，我国高校的大学生也怀着对体育的热爱，肩负起建设体育强国的光荣使命。各高校均在号召大学生“走出宿舍、走向操场”以强身健体，并号召体魄和人格应并存，如清华大学，其最有代表性的体育精神——“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号召就始终响彻清华校园，也影响着其他学校对体育教育的观念，其中就包括我校伟德bv国际体育。

位处于鹭岛的伟德bv国际体育，对体育的传承和发扬更是充满创新、充满热情。伟德bv国际体育独树一帜，为莘莘厦大学子打造了“体育超市”，开设了即包括篮球、足球、田径等在内的传统项目，又包括高尔夫球、攀岩、定方向越野、爬树课、潜水课等在内的个性化运动共47门体育课课程供学生选修。众多项目组成了一个琳琅满目的体育“超市”，形成了民族体育、形体塑身与健身健美、户外拓展训练、小球类、大球类、以及马拉松、游泳、保健康复等课程体系。“体育超市”推出以来，体育课成了学校最火爆的课程之一，一些热门体育课往往在选课开始后几分钟内一抢而空。当时帆船课一开，立刻吸引了全校学生选课的眼球。于是，学校在此基础上继而开创了爬树课，同学们又对爬树课的好奇和热情势不可挡。现如今，爬树课已然成为伟德bv国际体育的一大课程特色，也凸显出伟德bv国际体育不断推陈出新、不断探索人类本质的精神。继帆船爬树课之后，击剑课成为第47门体育选修课程，伟德bv国际体育体育教育部与艾鲁特国际击剑中心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学生们对此欣喜若狂。厦大体育，历来不落俗套，推陈出新，永不止步。从高尔夫到潜水，从登山到爬树课，从帆船到赛艇，以及击剑课，它反映了厦大对真理和极限的探索，对生命真谛的探求。

每个星期天，伟德bv国际体育田径场会举办公益跑步训练，从小孩到老人，一年来已有上万人参与，并且参加的人还络绎不绝。而参与跑步的人潮中，还有不少我校教授的身影。如2017中国马拉松十大年度跑步人物之一—以坚持跑步而闻名的厦大教授黄力生走进厦大操场，带领着无数厦大学子感受马拉松的魅力。黄教授也说，“让更多厦门人跑起来”是他的愿望。在每年举办的校园秋季运动会中，我院学生和教职工在赛场上挥洒汗水、收获欢乐，传承拼搏不放弃的体育精神。伟德bv国际体育自主招生简章也要求学生参加厦大体育考试，因为体魄和知识同样重要。海峡两岸大学生篮球赛中，伟德bv国际体育取得多个赛程的胜利，充分展现了伟德bv国际体育体育雄厚的实力。2018年4月14日、4月15日，是即将到来的伟德bv国际体育97周年校庆运动会—水上舟艇运动会暨首届教职工水上舟艇运动会。此次运动会将携皮划艇、龙舟、浆板、赛艇四大项目席卷伟德bv国际体育，乘风破浪，青春飞扬，水面上浪潮迭起。

我校学子的体育精神，实际上也是全体中国人身体素质上升、拼搏意识增强的事实在高校中的一个缩影。曾经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相较于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国人的身体素质处于劣势，甚至被冠以“东亚病夫”的侮辱性称呼。在中国现代体育事业刚刚起步时，中国队曾参加过三届奥运会，却无一例外都是零记录。而如今，中国队在奥运会上出彩，在世锦赛上发光。从体育看中国，已经远超体育范围本身，我们不仅看到国民的身体素质普遍增强，更是我国国魂的体现。百年沧桑，从东亚病夫到体育大国，再到体育强国，其背后是我国国力的极大增强，社会文明程度的极大提高。体育精神承继于我们这年轻一代的身上，中国的体育也必将会走向更强的一代。

青年时代毛泽东曾在1917年《体育之研究》中提到：“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这警醒我们，作为高校学生，我们在学习知识、刻苦钻研的同时，也要主动积极地参与体育锻炼、培养体育精神、接触体育文化。中国梦，离不开体育强国梦；体育强国梦，离不开我们每一位高校学子的推动。中国女排曾经的五连冠让当年的高校学子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今天，我们也会用奥林匹克精神激励自己，在新时代更好地前行。

第二版

责任编辑：邱艳 郭琳

【人物采访】

潜心科研发展电化学苦心造诣成就大贡献

——采访第五届中国电化学贡献奖获得者杨勇教授

□本报记者 邱艳 王驰

人物介绍：杨勇，现任伟德bv国际体育闽江计划特聘教授、伟德bv国际体育电化学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能源电化学、材料物理化学及表面物理化学。曾荣获国际电池材料协会(IBA)技术成就奖获得者(2014)，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999)，人事部“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04)，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6)，英国牛津大学访问科学家。现担任国际电池材料学会(IBA)理事会理事，国际锂电池大会(IMLB)理事及学术委员会委员，国际电源杂志J.Power Sources的主编（Editor）。先后承担包括国家973、国防973课题，国家重点研发专项及其国家基金委重点项目在内的科研项30余项，同时也与国际知名企业合作开展技术研发。已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正式发表论文330余篇，他人引用6000余次(H=40)，申报中国发明专利等40余项，已获授权25项。

在第十九次全国电化学大会暨能源/环境国际电化学论坛上，我校杨勇教授获得第五届中国电化学贡献奖。中国电化学贡献奖是中国化学会电化学委员会颁发的重要学术奖励，它主要颁发给过去十年来在电化学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做出重大创新性、系统性成果的电化学工作者。杨勇教授与我们分享了此次获奖背后的点滴故事。

研究领域：创新与实用相结合

近年来全球锂离子电池的研发与生产倍受瞩目，但是受制于其较低的能量密度、有限的使用寿命及其安全性等局限，一直都难以进行大规模的应用。杨勇教授课题组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高能化学电源方向，尤其关注对锂离子电池及其它可充式离子嵌脱型电池的电极材料、界面调控的研究。

关于新能源的研究，杨教授认为，目前国际上的学者十分关注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电能的有效储存等相关课题，其中可充式电池是研究的一个热点。在我们身边，智能手机与笔记本电脑中使用最多的就是锂离子电池，这种高性能可充式电池可以使我们的电子设备变得轻薄便携，还可以保证电子设备拥有较长的工作时间。目前在社会应用上，小型电子设备普遍使用锂离子电池。不过在新能源汽车及智能电网领域，现有的电池技术虽然相较之前已经取得较大的突破和进步，但离满足实际需求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谈及投身于电化学应用研究工作的初衷，杨勇教授说：“我研究生阶段的科研工作也是偏基础电化学，如谱学电化学与界面电化学的研究课题。在90年代以后，我开始专注于锂离子电池及相关材料领域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还参加了专注军用致密能源研究的第一个国防973研究项目。高性能的军用电池在国防武器装备领域有重要的用武之地，如卫星等体系中的电池应用等。”在完成这些科研项目的过程中，杨勇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利用我校基础学科的优势和电化学专业知识的积累进行实践和研发，在新能源及其新材料的研究领域找到了很多思路和方法。杨勇教授说：“这种经历，实际上对我的科研方向的选择和确定具有很大影响的。这个过程中，我会逼迫自己去做一些真正有用、真正创新的东西”。杨勇教授在参加这些有重要应用背景并具挑战性的科研项目时，既实现个人能力的提升，又实现了奉献社会的自我价值。

近年来，杨勇教授团队在新型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如聚阴离子型正极材料及锂离子电池高镍正极材料等，还有功能电解液及其添加剂、固体核磁共振谱等研究领域取得突出进展。杨勇教授的研究成果也得到学术界与工业界的广泛认可，国内曾有知名研究者这样评价其学术成果“既有创新性，又有实用价值，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有更大的应用价值。”2017年，杨勇教授还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固态电化学》专著，该书详细介绍开展高性能化学电源研究所需要的专业基础知识。该书出版后获得广泛好评，甚至还有国外出版社希望购置其英文版权。

当然，这些丰硕成果的背后离不开杨勇教授与其科研团队的共同努力。杨勇教授认为目前电化学学科的很多应用背景复杂的问题都需要团队成员的紧密合作才能解决，一个团结紧密的科研团队是做好重大科研项目的重要条件。其次，做研究时要积极与校内校外团队甚至是国际团队合作，将双方的优势相结合，这样才能把一些问题做深做透，真正实现一种强强联合。关于这一点，杨勇教授深有体会，他目前的合作团队不仅有厦大物理系、材料系的教授，还包括美国多个国家实验室、英国剑桥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及其荷兰埃德霍温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

杨勇教授的研究课题是新能源材料与现实生活的结合，因此科研成果如何转化为产品来为社会服务是杨勇教授一直在思索与探索的问题。杨勇教授在跟一些国际的大公司合作方面有很多的经验，其中包括通用汽车公司、日本的TDK以及国内的华为公司等，杨教授认为在与企业、科研机构合作的过程中，探索一些新的研究思路或者产品方案，进而把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创新性强的技术与产品研发，作为寻找科研转化方向的关键思路。“实际上现在的产品研发方面都是要求大团队的合作，不仅要求有应用基础研究，还要有工程技术开发，同时还需要很好的市场开发，这是一个系统工程的问题”。但找到一个合适的“大团队”显然并不容易，杨勇教授坦言目前为止研究团队在科研转化方面做得还不够，开展大手笔的科研成果的孵化与转化将是研究团队今后工作的着力点。

求学经历：科研内外的学习求索

我校电化学学科创立于上个世纪50年代，老一辈科学家田昭武院士、周绍民教授与林祖赓教授等学科带头人对杨勇教授早期的求学经历产生重要影响。“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杨勇教授在本科、研究生学习生活中结识了很多良师益友，让他感受最深的便是老师们对于科研的热爱、对创新的不懈追求、“刨根”求索的态度及同学们认真刻苦的学习精神。这种积极奋进的学习氛围和科研环境激励着杨勇教授不断学习求索，也正是因为这些激励和影响，杨教授把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所倡导的“敢为先、合为贵、重细节”这一科研理念铭记于心，在学习和科研中一直坚持着这样的原则不断前行。

在电化学领域的学科研究中，关于物理、化学的知识积累是重要的基础学习内容，很多实验需要用物理的方法去研究化学问题，这就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数理基础和化学基础知识。杨勇教授在我校求学的几年间，非常注重对于基础学科的学习，在数理理论研究中夯实基础，在物理、化学的交叉学习中融会贯通，在过程中寻找兴趣点。正是因为这些坚实的铺垫，杨勇教授在后续的研究中才能走得更远，这也帮助他的国外求学之路走得更顺畅。

上世纪90年代，杨勇教授先后以中英联合培养博士生及访问科学家的身份远赴英国留学，这两段近3年的留学经历让杨勇教授受益匪浅。杨勇教授高度评价国外像牛津大学等高等学府的学者们对待科研的严谨态度，“国外的学者不会仅满足于要把一件事情做好，而且很注意探究科研课题中一些内在的机制，就是挖根刨底，不仅仅是要做出一个结果，更是一个解释。”这种追求完美的科研态度让杨勇教授印象深刻。杨勇教授分享了他的观察，比如国外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提出一个简单的假说或论点，会从各个方面来进行反复的验证。如果说这个假说是一个表面粗糙的原石，那么学者会对它进行不断的打磨、锤炼，使之不断趋于完美。在国外留学经历中，杨教授受到严格的锻炼和科学的培养，两年的学习塑造出了他更严谨的科研态度，力图将实验的每一项操作都反复锤炼和验证，最终杨勇教授成为一名积极探索、求真务实的优秀学者。

知识是一种快乐,而好奇则是知识的萌芽。杨勇教授在求学时期不仅仅对电化学领域感兴趣，还对社会科学充满了好奇。杨勇教授经常会翻阅一些哲学、历史之类的杂书，他年轻时最喜欢的一本书是《爱因斯坦文集》，他认为爱因斯坦的巨大科学成就的背后包含着宏大的哲学智慧。此外，杨勇教授还喜欢探索新的领域，在工作之余喜欢运动，广泛涉猎了羽毛球、篮球、游泳、爬山等多种运动项目，在有限的时间中杨教授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拓宽思维广度。

教学感悟：学科展望与学生寄语

杨勇教授担任多个国际学术组织的理事、国际杂志的主编。在平时经常参加国内、国外学术会议。在2017年12月初上海举办的第十九次全国电化学大会上，杨勇教授出席并且在大会上做了题为“电化学能源储存体系：材料、界面及其原位表征技术”的学术报告。报告中，杨教授谈及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学科的未来发展建议，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共鸣。杨教授对国内外电化学的发展有清晰和理性的认识，他认为与国际的研究相比，国内的电化学学科领域发展普遍存在跟风或研究过浅的问题，缺乏理论的创新性。同时，杨勇教授认为电化学这个学科还有很多基础问题需要解决。基础理论是电化学学科的奠基石，只有把基础问题弄清楚，才能真正做到有创新.很扎实的先进技术。

杨勇教授认为在未来电化学学科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在智能化、信息化高速发展的社会，能源互联网中的储能离不开高性能电池的使用与管理，这些实际需求对电化学学科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而电化学学科及其技术要实现快速发展，一方面要勇于探索新领域，针对产业技术发展的基础问题和研究方法做扎扎实实的工作。另一方面是要做好新型电化学体系基础理论的研究，因为高新技术如果没有较好的应用基础研究做后盾的话，就不可能真正实现超越发展。“一个新东西真正能转化为产业或者真正能在产业做出贡献，才可能在国际科技大舞台上起到主导或领跑作用，我们国家的科研体系可能也需要在人才、体制（管理机制、保障机制）等方面要下很多功夫，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杨勇教授如是说。

杨勇教授在致力于科研实践的同时也承担着教学工作，几十年的执教经验让他对研究生的学习问题有着更透彻的洞察，在研究生培养方面更是有独特的方式。我校化学化工学院2017级研究生陈同学说：“杨老师不仅对我们的课程学习有着严格要求，如要求学习成绩达到院里的前20%，同时也希望我们平时大量阅读学科文献，补充专业知识。平日里，杨老师还会很有耐心地给我们答疑解惑。”杨勇教授对研究生的不断鞭策，激励着他们奋勇前进、不断学习。杨勇教授认为，之所以很多研究生一直感觉很迷茫，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学习目标和研究追求尚不明确。物理化学学科的研究生毕业后有两种方向，一是继续走学术道路，二是走向工业界。无论哪一种选择，都要求学生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动手能力，同时具有宽广的知识面和优秀的创新能力。很多学生眼光局限于找一份好工作，虽然这是一种现实的需要，但是从长远来看，在学习中强化自身的知识技能储备才是最优解。杨勇教授对我校学生提出了三个希望，一是希望青年学子在基础理论和实验技能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是希望学生保持好奇心和培养学习上的坚定毅力，三是鼓励学生敢于创新，敢于挑战权威。这也是杨勇教授多年求学经历中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基础”与“创新”贯穿了杨勇教授整个科研与教学过程之中，仰望星空，更要脚踏实地。在十余年的科研教学生活，杨勇教授秉承着这样的理念，在科研中严谨求实、探索创新，在电化学领域潜心钻研、攻坚克难，终成当之无愧的电化学贡献者！

【学子风采】

青春的思想流——访厦大学子王凯立

□本报记者  都大伟 谢 俊

【人物简介】

王凯立，浙江义乌人，1994年出生，我校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宋明理学、伦理学与比较哲学研究。曾任我校哲海潮学社社长，现任哲学系学生刊物《哲海》主编。参与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东亚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研究”与中韩合作项目“《栗谷全书》点校”，曾主持大学生创新项目两项，获得校级优秀项目表彰，我校入选95周年校庆展览。参与岳麓书院举办的全国高校史哲论坛，获征文大赛二等奖。目前已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2017年9月，王凯立所著的《心学功夫》一书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于“阳明心学丛书”第二辑。

中国哲学：从偶遇到热爱

张爱玲曾经说过：“出名要趁早，来的太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哲学专业的王凯立就是这么一颗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当同龄人还在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王凯立已经实现了从硕士研究生到博士研究生的身份转换，并且在二十三岁这一年完成了人生的第一部学术著作。王凯立坦言，他走进哲学世界这扇大门，充满了偶然因素。王凯立高中是一位理科生，当时的兴趣爱好是数学，高考第一志愿填报的也是数学专业。由于王凯立的父亲从事的是书画艺术方面的工作，从小就受到父亲耳濡目染的熏陶，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而将与传统文化精神相契合的哲学作为了自己的备选专业。最终，王凯立进入了伟德bv国际体育哲学系学习，“这也许就是偶然中的一种必然吧，历史就是由偶然性和必然性组成的”，王凯立如今回忆起这段人生的重大抉择期，依然有些激动。然而，在哲学系学习的第一年，他的内心还是有些犹豫不决，摇摆不定，不时跑到自己曾经钟情的数学专业旁听课程。经过一段时间的旁听以后，王凯立渐渐发现，其实自己喜欢的仅仅是数学中抽象的理论内容，例如数论与几何，或许是因为数论与几何中包含的思想性与理论性成分与自己的性格特质非常地契合，而哲学正好可以很好地满足自己对这种抽象思想的探索欲与好奇心。因而，最终王凯立放弃了转系的想法，开始踏踏实实地在哲学系安下心来读书学习。

谈到为什么把中国哲学作为自己的术业专攻，王凯立表示，这一方面要归结于家人在中华传统文化方面对自己潜移默化的熏陶，以及本科时代的中国哲学课上老师对自己的循循善诱，更为直接的原因还在于受到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的反向刺激。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王凯立被其中第三章有关“美学问题”的内容所吸引。西方美学尽管逻辑严密、体系化程度较高，但却失去了很多“美”的“味道”。在哲学上，中国哲学“更为模糊”，但正是中国哲学的这种不精确性学给了王凯立很大的启发。在王凯立看来，中国哲学的这种模糊性或许恰恰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观察我们的生活世界。

从那以后，王凯立就明确地爱上了中国哲学。与同龄人相比，他很早就阅读了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完成了自身哲学知识系统的初步建构。在这个过程中，王凯立选择将先秦诸子学和宋明理学作为自己学术上的专攻方向。“我认为先秦和宋明时期是中国最有哲学味道的时代，因为先秦时期的诸子学给了我们当代学者很大的研究创新空间，而宋明时期则在继承先秦儒家学问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完善的理论系统。”谈到自己的兴趣点，他总是难以抑制的兴奋。王凯立似乎用自身的实际经历，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作了注脚。2015年9月，王凯立拿到了南京大学哲学系的预录取资格，但南京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的主攻方向是“三教关系”，与他自身的研究兴趣不太相符。权衡再三，王凯立最终还是选择留在我校，继续专攻自己更为热爱的宋明理学方向。

《心学功夫》：充满青春气息

“王阳明年少时很轻狂，王阳明的思想在当时也算是一股‘青春的思想流’，我觉得‘狂’和‘青春’可能也是我自己和我这本书的特征”。这是王凯立对自己学术处女座的评价，眼中透露着自信。2017年，王凯立出版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心学功夫》。在他看来，这并非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而是通过青春活泼的语言以及讲故事的形式，来介绍阳明心学的功夫论。

谈及《心学功夫》的创作，王凯立坦言，纯粹是机缘巧合。王凯立在父亲的介绍下，很偶然的机会结识了“阳明心学丛书”的主编，当时恰逢丛书将要出第二辑。王凯立凭借着对阳明心学与功夫论的浓厚兴趣，加上本科时期相关学术论文的积累，很快就接到了丛书主编的约稿函。然而写作的过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一帆风顺，王凯立光搜集整理资料就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由于前期的积累，因而从开始动笔到全书的完稿仅用了两个半月的时间。期间，有感于思想的不成熟，思考再三终于鼓起勇气主动毁了完成了一半的第一稿，并重新调整思路，最后定稿的完成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本书重点研究了阳明心学中较为核心的功夫论内容，包括诚意、致良知、知行合一、动静无间、立志、静坐、戒惧慎独、改过去恶、亲民、四句教。王凯立在写作时始终坚持的一个基本立场是：从王阳明晚年最为成熟的致良知功夫来反观其一生中关于功夫的诸多观念，由此一来，王阳明一生中关于心学功夫的建构均可视作是“致良知”的收摄，王阳明本人一生的生命历程也可视作是“致良知”的功夫践履。王凯立也通过这本书表达了自己的一个愿景：希望读者能够从王阳明的功夫世界走向自己的功夫世界，在对当今社会、现实存在的反思与批判中，探索时代的裂痕，回归人真实的存在，并在这一真实的存在中重构功夫世界，开启求真、求善、求美的美好未来。

谈到对这本书的评价，王凯立笑言道：“写得很青春”。王凯立认为，在当今学术界，年轻学子很难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然而实际上，王阳明就是一位年少成名的“狂者”，与当下的年轻人有很多契合之处，自己作为当代年轻学子，或许能够更为准确地把握到王阳明身上的一些精神气质与思想内核。“然而受到中学教材的影响，很多人对王阳明都存在着诸多的误解，其实王阳明年轻时也是很轻狂的，和我们颇有几分相像。”与此同时，王凯立也表示，与学界大家相比，青年学子的学术功底还不是很扎实，所以他更多地是通过青春活泼的语言、“思想流”式的叙述方式以及讲故事的形式来代替严密的学术论证过程，力求用通俗的语言来介绍王阳明的思想内容，这不仅富有创造性，也充满了未知的挑战。

关于未来：以“中西对话”为己任

谈及未来的职业规划，王凯立表示，他在本科阶段就确立了将来要成为高校教师、从事学术研究的职业目标。王凯立在高考结束后做过一次职业评估，评测的结果发现自己最擅长的还是通过输出思想、著书立说来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人，而学者是最适合不过的职业。很多人对哲学专业都存在着误解，王凯立笑言，他的一位老师曾经谈到“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学哲学的人自己感觉不到什么收获，但能让别人感觉到收获”，而这大概就是一种言传身教的最好表现。

作为一名以科研为志业的博士生，王凯立也阐述了自己对于未来哲学界学术研究的看法。一般而言，西方哲学以“文本”为中心，很多时候通过概念的假设、逻辑的推演，不需要对“人”的考察，就能得到相应的结果或者推论。而中国哲学以“人”为中心，理论建构离不开“人”的体验，“天理二字自吾家体贴出来”。特别是中国哲学中的儒学更是一种生活化的哲学，这并不是说中国哲学不需要纯粹的理论研究，而更多地是通过理论的说明，从而来指导一种理想生活的探索与实现。这两者看似矛盾，实际二者之间有着非常大的探索空间。王凯立认为，或许我们现在还无法判断中西哲学之间是否存在完全融合的可能性，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两者之间可以实现充分的对话。现阶段，学术领域的话语权还掌握在西方国家的手上，我们应该先修炼好内功，充分挖掘中国哲学身上的思想特质，让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们对中国哲学也能有所了解。只要我们能够齐心协力，一定能够实现中西哲学间平等、广泛而深入的对话。

或许哲学不是王凯立最初的选择，但在兜兜转转的过程中，各种因缘际会的交叠与相错，在父亲耳濡目染的熏陶下、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与引领下，他最终走进了哲学的世界，开启了学术的大门。当同龄人还处在刚踏入大学校园的兴奋期，王凯立已经在数学和哲学之间做出了自己郑重的选择；当身边的同学还在攻读硕士学位，或是早已踏入社会历经磨练的时候，王凯立已经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博士生，也完成了一部自己的学术专著。王凯立无疑是幸运的，每一步都看似非常的顺利，然而中间的艰辛大概只有王凯立自己最清楚。建南楼里的钟声，依旧厚重、低沉，缓缓地绵延在整个厦大，王凯立也还没有止步，因为未来还有更漫长的学术路等着他去探索，去开辟新的疆域。

最后，王凯立也对学弟学妹提出了殷切的希望，一是要尽快找到自己的兴趣点，这个兴趣点不一定是学术上的，每个人其实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明确自己未来想要什么，提早做准备。二是要抓紧时间，围绕自己的兴趣点努力学习、奋斗，避免在大学自由的生活中碌碌无为、虚度光阴。

我们每一个在学术与研究领域执着前行的年轻学子，都在人生的道路上踽踽独行着，虽然历经艰难与挫败，但我们终会找到自己的星辰与大海。只问真理，只问敢勇。寻找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平和与喜悦，那就是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一生的真实。

第三版

责任编辑 陈慧慧 蓝月

女研究生——别样世界

□本报记者  陈小琴 邱昕怡 陈姗姗 陈慧慧 蓝月

日前，辽宁抚顺传统文化教育学校的女德班系列视频进入公众视野，“女子点外卖不刷碗就是不守妇道”、“女子就不应该往上走，应该在最底层”等语录令人震惊。在男女平等观念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的今天，谁曾想还能听到这种雷人言论。然而，思及女研究生群体在社会环境中的角色定位，的确处于一种尴尬的困境。女研究生“第三性别论”甚嚣尘上，她们在学术研究、就业及家庭生活中均存在被另眼相待的情况。

学术——女研究生能力不足？

即使在被誉为象牙塔的学校里，也存在诸多对女研究生的偏见，特别是女研究生的学术和科研能力时常受到质疑，甚至还出现了“女研究生混文凭”这样的歧视言论。最近，四年前浙大教授冯钢歧视女研究生的言论再次引起热议。浙大教授冯钢在其微博上发布了这样一则消息：“昨天面试免试推荐的研究生，居然5女1男，性别比例失调，结果前三名还都是女的。根据以往经验，女生读研后继续走科研道路的十不足一，读研期间也少有专心学问的，大多混个文凭准备就业。”冯教授仅凭个人经验就这样把女研究生与不学无术混文凭画上了等号，表示女生占据名额，让他为有心走学术之路的考生感到担心。冯钢“女生不适合做学术”的言论是赤裸裸的性别歧视，在回复网友的留言时，他更是变本加厉用了诸多不当语言，甚至说出了“历史证明学术界不是女性的地盘”之类露骨的性别歧视言论。其实，研究生招生中女生受部分导师歧视的现象一直存在，只是很少有人像冯钢教授一样直言不讳。部分人认为，女研究生存在研究能力偏弱、易感情用事的短板。这类单凭刻板印象来评论研究能力的言论是偏颇的，至少目前为止，没有数据或研究证明女研究生科研能力不如男性，相反，我们身边有些女研究生在实验过程中更细心、耐心而备受导师的肯定。而浙大推荐免试的名单中女生的比例高于男生，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女性想要打破刻板印象，证明自己能力的努力。

对此，一位法学院研一的女同学认为，浙大教授所提到的情况或有存在，但他并未提及男女在此类情况上的占比，未免以偏概全。另外，新闻传播学院研一的一位女同学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这是明显的性别歧视，事实上有许多女性在学术等领域上有着超人天赋，仅凭性别来判断女研究生缺乏学术之心实在令人汗颜。在学术、知识面前，所有人不论权利、金钱的多寡，都是平等的，仅用性别定义一个人的学术则显偏颇。

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全国研究生招生数据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女生考取研究生的比例不断提高，从2007年的48%增至2016年的55%，女生渐成考研群体主流。女研究生“逆袭”就是女研究生能力的最好证明。尽管男女在多个方面有差异，但是在科研和对社会的贡献上是没有差异的。关于男女在大脑和智商方面的差异，也已经有许多研究结果予以解释。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人员查阅了近二十几年发表的126篇论文，对大脑成像图片进行研究，分析了人类大脑容量与结构的性别差异。结果显示，男性的大脑容量总体上要比女性拥有更高的绝对值。但是，研究也表明，女性的大脑也有其独特的优势，女孩往往表现出比同龄男孩更好的理解能力、语言能力。因此，从大脑构造和智商看，男女两性并无多大差异，但后天的行为更大地促成了女研究生的“逆袭”。

种种证据都表明，女研究生的能力并不亚于男性，至于读研之后选择何种道路，从事什么行业，是个人选择。有数据显示，两性在学业表现上的显著差异出现在博士阶段之后，在校博士生中女生的比例仅占到38.6%。也许走科研道路的女研究生占少数，但是并不能以此来质疑女研究生的能力，完全忽视了她们在学期间的努力。那些质疑女研究生能力的人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从事科研的女性占少数这种现象背后也存在其他影响因素，不能对这种走科研道路的女生比男生少的现象做出错误的归因，更应该反思女性所处的学术体制和社会环境。处在这样一个有偏见的学术环境中，女性在升学时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并且，女研究生还会有来自婚恋生育和家庭中性别分工的压力，类似的结构性问题阻碍了女性的学术发展。“女博士嫁不出去”、“学术界不是女生的地盘”、“女孩子拼事业会错过最佳生育期”等等社会舆论也是将女研究生阻挡在学术殿堂之外的元凶之一。因此，在评论现象的时候，不能只进行内在归因，也应看到女研究生被拒绝在科研门外的外部因素，给予女研究生更加客观公正的评价，也希望部分对女研究生另眼相待的人能够有所改变，不要创造出各种壁垒，将女研究生框定在规范和刻板印象之内，也不要将女研究生推离一些机会与圈子之外。也许观念与现实的转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但很多人正为此做着努力，正如浙大教授的言论引发了社会广泛而深刻的讨论，我们有理由期待未来女研究生在学术领域会得到更加公正客观的评价。

就业——女研究生不如男？

随着女研究生数量的不断增加，高龄、高学历女性的规模日益扩大，“女研究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出现在公众的讨论语境中。众人眼里，高学历的女研究生应该是职场的“香饽饽”，她们较之本科生，应该有更成熟的思想，更开阔的眼界，无论是学识还是个人能力都更加卓越。但事实上，女研究生的就业率并不是很高。《凌云报》采访发现，部分女研究生的求职紧迫感比本科生更加强烈，为了能尽快找到一份好工作，部分女研究生不但盲目地海投简历，甚至会主动要求降低薪酬。

随着就业的市场化和用人单位用人自主权的扩大，职业性别刻板印象等让女研究生在就业过程中遭遇不平等的待遇，许多用人单位常以工作需要为借口，提出“只招男生”的要求，明显排斥女性就业者。有时，用人单位虽没有明确表明性别要求，但实际上同等条件下男生优先成了潜在的“原则”。世界经济论坛于2017年11月2日发布的《2017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估算，全球男性的平均年收入为2.1万美元，女性仅为1.2万美元。按照目前的进展速度，若单看职场上的性别平等，则要再等217年。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2015年在北京等地多所高校的调查显示，高达86.6%的女大学生受到过一种或多种招聘性别歧视，工科女大学生占80%以上。其中，有80.2%的女性认为，在招聘过程中存在“招聘信息显示限男性或男性优先”、“不给女性复试机会”、“提高对女性的学历要求”等现象。根据社会学家皮奥里教授（M.J.Piore）提出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主要劳动力市场雇佣的男性比女性比例高，并且在相同情况下，男性的平均工资远远高于女性的平均工资。在这种存在性别歧视的社会环境下，女研究生难免遇到相对男生而言更为困难的求职困境。

小丽(化名)是我校人文学院的应届毕业研究生，她已经在多家企业实习过，成绩也很优异。她坦言“有没有男朋友？什么时候准备结婚生子？”是招聘单位问得最多的问题。面对这样的情况，小丽虽然觉得很不公平，但也无可奈何。与小丽有同样感受的不在少数，去年我校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的硕士小陆(化名)参加了在北京建筑工程大学举行的双选会，有家房地产公司招聘技术岗位的员工，但该公司人员明确告诉小陆此岗位不招女生。“为何不招女生？技术岗通常与设计院、施工方打交道，男女生均可啊。”有丰富实习经历且熟悉技术岗位工作的小陆有些想不通。

一个对重庆部分高校女研究生的调查显示，有81.1%的人认为，在同等条件下女研究生在应聘中处于劣势。究其原因，其一，社会传统观点对男女的不同角色期待和双重标准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有些单位甚至只是简单地认为男性的能力比女性强，造成部分女研究生在就业中遇到不公正待遇。其二是生育问题。人民网强国论坛“微态度”栏目及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等单位曾联合对就业性别歧视进行网络调查，参与此次调查的人次达1845人，其中43.3%的人认为女性生育请产假时间过长耽误工作是用人单位不愿招聘女性的首要原因，2017年国家出规定，女职工产假不得低于128天。此外，有81.4%的女性遭遇性别歧视后选择了默默承受，继续寻找下一个机会。经访谈了解到，大部分用人单位对已婚，或者即将结婚的女性持不欢迎的态度，原因之一是当前国情下，女性在生育期间的工资和福利必须由用人单位承担，这难免使用人单位产生担忧。

除根深蒂固的社会偏见给女研究生带来压力外，从某些方面来说，女性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部分女研究生受限于传统观念，难以扭转女子不如男的想法，自身就缺乏自信，也有相当部分女研究生相对于男生来说更追求安逸的生活而忽视了对就业能力的培养，她们相对于男性更容易陷入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困扰。凌云报在调查我校部分女研究生就业情况时，她们表达了类似的困惑，小红（化名）是我校新闻传播学院研二的学生，她坦言：男性在工作中更为出色，这让她在实习中颇有几分挫败感，从而对自我产生怀疑，“是否女研究生真的不如男？”所以说某种程度上部分女研究生遭遇的就业困境不仅仅是传统观念遗留与社会偏见等外部原因造成的，更是自身的不自信、不进取，以及不注重就业能力的培养造成的。

如何解决女研究生就业难问题，社会各界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很多人呼吁全社会创造一种关怀女性的人文氛围，倡导尊重女性、认可女性的社会价值，要摒弃重男轻女的错误思想，培养男女平等的社会文化观念，让女性在众多的行业和圈子有公平的机会。同时政府应该建立相关的法律制度保障女研究生和用人单位的利益，如借鉴外国的做法，建立对女职工生育的基金补偿制度来保障女性的利益和体现其社会价值。当然，女研究自身也需不断提高素质，做到内外兼修，并提前进行就业准备，做好职业规划。除了自身就业能力的培养之外，还应该自信进取，注重性格的修炼，为顺利就业打好基础。

婚姻恋爱——女研究生“剩女”困境？

提起研究生,人们一般都充满了尊重，社会各界对女研究生更是多了一份关注，但这份关注主要聚焦在女研究生这一高学历群体的情感问题上。许多人对女研究生存有诸如“学历高、年龄大”、“谁敢娶、谁敢找”的看法，媒体和网络上也充斥着“高校共有三种性别：男性、女性、女研究生”、“女研究生的情感困惑”、“女研究生如何走出情感荒漠”等言论,这一切似乎都昭示着女性的学历层次与感情生活成反比。

针对“女研究生更难找对象”这一观点，《凌云报》采访了一部分女研究生，大多数女研究生或表示她们不急着结婚，婚姻对女性一生而言意义重大，因此需要审慎思考，或是她们追求思想与经济的独立，期望在婚前有更好的经济与思想基础。这表明，女研究生的“剩女困境”并不全是被动选择的结果，在有些人看来这更是一种对自我负责的态度。

随着年龄的增长，大部分女研究生对恋爱的态度也更为慎重。《凌云报》通过对部分在校女研究生进行采访发现不论是有恋爱经验还是无恋爱经验的女研究生对于寻找另一半这件事的态度都是比较谨慎的，大多不会盲目寻求，更多从内心真实感觉出发，讲求缘分。一位从未谈过恋爱的研一同学表示虽然现在为了恋爱而发愁但也不会因出于排解寂寞和空虚而随意寻求对象，选择时还是会忠实内心的想法。一位曾谈过两次恋爱的研二同学发觉恋爱是一件急不得的事，谈过恋爱才发觉找一个合适的人实属不易，也因此不会盲目地去寻求。择偶标准方面，通过采访发现，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女研究生对于对象的要求也不同，但大多比较看重人品。研一的女研究生对于对象的要求比较理想化，研二研三以及博士生们就会比较现实一些。年级越高的女研究生对于男朋友的要求会更贴近于结婚对象的要求。一位博一的同学坦言，虽然目前单身但由于博士生阶段的科研和学习任务繁重，无过多的时间与精力去考虑找对象之事，且不愿太早踏入“婚姻的坟墓”。加之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愿随便恋爱，更希望双方能够对彼此的未来负责。

在问及未来的家庭与事业的关系方面，一位研二的受访者表示，虽然读研的初衷是为了提升自己，望以后能够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但于自己而言，家庭和亲人是摆在第一位的，希望自己以后能尽力地去做好两者的平衡。一位女强人类型的博二学生则坦言自己会更注重自己的事业和发展，希望将来的另一半能够多花些时间在家庭上。可见，在家庭与事业关系方面观点不一，对于女性而言，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处理家庭与工作的关系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现代社会的女性逐渐拥有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其独立自主意识也更加强烈，她们渴望摆脱过去对男性的依附性位置。接受高等教育的她们产生了迥异于传统女性的价值观，她们有着更高的职业理想和价值追求。在她们的价值观中，生活除了日常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陪伴，更想拥有琴棋书画诗酒花的点缀。当今年轻女性之所以对谈恋爱和结婚不那么急切部分原因是由于爱情在她们眼里并非必需品，更倾向于追求事业与自我发展。尤其对于学历高眼界高的女研究生，她们相对而言更有能力来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也有着更为丰富的的业余生活和精神世界。与其在琐碎的家庭日常中渐渐老去，她们更愿为事业奉献一生，她们对尊重和自我实现的追求甚至高于找男朋友的需求。

诚然，女研究生自身对未来预期过高、现实性估计不足等问题也加剧了“剩女”的出现。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婚姻匹配的基本模式是丈夫的受教育水平高于或等于妻子。在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女性中，这个偏好仍然存在，且没有发生改变的迹象。如果匹配模式不变，则接受了研究生教育的女性，更难找到相应配偶。如果男性偏好受教育水平相当或略低的配偶，在35岁以上的研究生中，因男性比例更高，女性容易找到相匹配的配偶；在34岁以下的年轻群体中，性别比变得对女性不利，如果匹配模式不变，则接受了研究生教育的女性，更难找到相应配偶。与此同时，大多数研究生女性对于婚姻仍然持有着“宁缺毋滥”的态度，但是这种态度显然过于理想化，忽略了现实：随着受教育水平提高，她们同时面临年龄增大和候选配偶减少的双重风险。一方面，男性在择偶时对学历的要求并不是很高，他们更愿意选择年轻漂亮的女生，而放弃年龄大的女研究生。另一方面，女研究生更看重恋爱对象是否与她们的三观相同，是否与她们的精神层面在一个高度，是否能聊得来，这无异于是一个极高的标准。过于理想化和对伴侣期望过高会导致女研究生在现实生活里显得无所适从，她们的理想似乎只能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

虽然女研究生在选择恋爱和结婚对象时应树立适合自己的恋爱观念和择偶标准，但摆脱女研究生的“剩女”困境仍取决于社会对女性认知的改变。“剩女”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女性是否步入婚姻、何时组建家庭，归根结底仍是个人选择。

即使在标榜男女平等的现代社会，女研究生依然面临婚恋、就业、教育等种种歧视，恰恰说明男女平权的真正实现任重而道远。女研究生作为社会中的精英人群，却被妖魔化、污名化，这正是反智主义的体现。女性自觉的道路依然漫长，整个社会的开化更不可或缺。愿终有一天，我们能打破性别歧视的坚壁，让每个人的才能都有自由发挥的平台，无论男女。

第四版

责任编辑：汤诗雅 谢露露  章寒

【文化视点】

《寻梦环游记》：不曾遗忘，便不曾分离

□本报记者  汤诗雅

《寻梦环游记》拥有一个典型的好莱坞合家欢式结局，故事情节也并不复杂。米格是一个热爱音乐的寻梦少年，但他的曾曾祖父因追寻音乐梦想“抛妻弃子”，使得米格的大家庭视音乐为诅咒，不允许米格追梦。在墨西哥的传统节日亡灵节来临之时，为了参加吉他比赛，米格偷拿了已故歌神德拉库斯的吉他，误打误撞来到亡灵的世界开展了一段寻亲逐梦之旅。电影将梦想与家庭的矛盾设置为影片的核心冲突，血浓于水的亲情贯穿整部电影，最终对人的记忆和死亡命题进行了哲学性的思考。

“寻梦”与“回家”的冲突

不管是迪士尼还是皮克斯，这么多年他们拍摄的电影往往都有一个核心主题：找寻“我是谁”。“我”的存在，既根基于我对自己身体和情智的认知和主宰，也根基于亲人恋人的爱，所以“回家”往往也是核心主题之一。主人公遵循自己内心的召唤寻梦，而在旅途的历练中，成长悄然发生，度过精神上的“青春期”后，“寻梦”和“回家”不再是矛盾的。最后，又由于他们内心的秩序统一，二者都能求得圆满。但这一次，《寻梦环游记》名为寻梦，其实侧重点在于“回家”。

米格热爱音乐，曾曾祖母却因音乐失去挚爱，因为音乐，他们站在了截然不同的立场。米格处于天真的年纪，但除他以外的家人却都非浪漫主义者。亡灵节这天，米格勇敢地向家人表达了自己对音乐的热爱，说出自己想去参加广场音乐大赛的意愿。暴怒的奶奶带着对音乐的厌恶，更准确的说是对曾曾祖父为了音乐而远离家庭的厌恶，砸碎了米格的吉他。意外之下，米格来到亡灵世界，他看到了早已逝去的亲人。曾曾祖母告诫米格必须在天亮之前回到现实世界。而回到现实世界的条件是必须以万寿菊花瓣为媒介，获得家人的祝福，并且要接受家人提出的任何条件。而同样厌恶音乐的曾曾祖母也提出让米格永远不接触音乐的条件。

片中从一开始，就把梦想与家庭这两组概念对立了起来，用一种近乎强迫的姿态告诫米格，为了维护家庭与亲情，就必须放弃歌唱的理想，追随家族的步伐，当一名老实的鞋匠。米格为了理想，不顾一切地逃离这个因循守旧的家庭，而最终让他回归家庭的，只是由于米格对这个家庭的妥协。尽管归家之后米格依然继续着自己的理想，但是米格的理想已然变成家人的恩赐，而不再是他心中的火花。尤其当他见到自己曾经的偶像原来是如此不堪，他已然甘愿舍弃之前的理想，回到家庭的怀抱当中。就戏剧冲突而言，这组梦想与家庭的矛盾是全片的核心冲突，我们一度看到它赤裸裸地呈现在面前，米格全家（无论在人间还是地府）对其音乐梦想的否定，完全是一副水火不容的架势。梦想与亲情是否一定存在绝对的矛盾？二者出现矛盾时，理想是否一定要为亲情服从与退让？米格在经历极度的个人主义之后，再次回归家庭这个小集体。但在我们的生活语境中，个人却仍然常常成为被家庭“捆绑”不得施展的一方，如同影片中的设置一样，旁人以“为你好”的名义扼杀梦想，时时在发生。在影片的背后也许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面对现实生活中梦想与亲情的冲突，我们如何让两者进行和解，又如何在和解之后继续自我成长？

与以往皮克斯处理两者冲突的方式不同的是，两者的调和不再是基于家人对于梦想的理解与支持，而是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戳破主人公的梦、同时某种程度唤起他家人的梦的方式，让二者各朝中点靠近。当米格和亡灵世界的家人终于涉险过关之后，当埃克托和伊梅尔达要赐予他祝福让他回到人间时，米格自己，像是幡然醒悟一般地给祝福加上了不许再碰音乐的附加条件。只不过这一次，以伊梅尔达为首的家人，宽容地免除了这项附加条件。最终一切的矛盾都化解于无形，这是基于亲情的张力，也是源于灵魂间的深度碰撞，在电影中，个体价值的实现在家庭的牺牲和妥协中相互碰撞，而在电影的背后，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问题，还有在真实的世界中，对于那些相互冲突的理念与价值我们该如何平衡和协调的问题。这或许才是电影留给我们的对这个世界最本质的思考。

对“遗忘”与“死亡”的思考

电影里的亡灵世界并不可怕，那里的情感、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和人类社会没有区别。亡灵节时，沟通两界的大门打开，亡灵踏过万寿菊花瓣组成的桥，可以暂时重回人间，再一次与家人团聚。

米格在进入亡灵世界后，遇到了因为照片没有被供奉而不能回到人间探望家人的埃克托。米格想找到歌神获得祝福，埃克托想让米格把自己的照片带回去。跟着埃克托的脚步，米格看到了亡灵世界里仍然存在的孤单与寂寞。埃克托向米格解释“终极死亡”的段落，是一个惆怅感伤、却充满启示意味的场景。目睹猪皮哥骷髅化作金黄的尘埃灰飞烟灭，埃克托用短短几句台词，道尽了生与死之间流淌不息的羁绊。灵魂之所以能够在这个世界生活，是因为活着的人对死去的人的记忆。有人供奉照片，那么亡灵就能回家享受祭品；一旦灵魂被活着的人遗忘，你就真正灰飞烟灭，万事皆空，这才是比肉身死亡更为可怕的终极死亡。

关于终极死亡曾有一个说法：人一生会经历三次死亡，第一次是他停止呼吸的时候，从生物学上来说他已经死了，停止思考了；第二次是他下葬的时候，从社会上死了，从此世界里再也没有他的位置；第三次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他的人忘记他的时候，那时候才算是真正的死了，永远的死了。大卫·伊格曼在《生命的清单》中说：“人类真正的死去，不是肉体的死亡，而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你忘记。于是，你就真正地死去。整个宇宙都将不再和你有关”。只要不被遗忘，那就有团圆的那一天，即使是死亡也不能将他们分离，正如电影里米格那些逝去的亲人最终在亡灵节那天与家人团聚一样。而当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人也将那个人遗忘时，那个人就会真正对死去。就像电影里的猪皮哥，当现实世界没有人再将他记起，他将化为尘埃灰飞烟灭。这也是每个死去的人最害怕的事情，那就是永远被人忘记他曾活过。

诚如该片的导演李·昂克里奇说: “死亡是生命中的一部分，人们总是忽视它的存在，不敢相信。但有一点很明确，就是我们都要面对它、经历它。这个既残酷又很有力量的现实，我很自豪我们从来没有隐藏过它。” 正因为每个人的终点都逃不过命运，殊途同归的我们才需要更加珍惜，虽然生与死之间隔着太过残酷的距离，但总有一些美好的记忆可以穿越生死。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生而欢喜、死之从容。

与亲情“和解”

除遗忘外，原谅也是故事主题。人对于前尘往事的原谅，家人之间的原谅，更重要的是我们因为爱而被原谅。不管是遗忘还是原谅，都是因为一个字“爱”。这就是为什么整部片子大多时候都是骷髅却不让人感到恐惧的原因。因为爱，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温馨。爱穿越时空，穿越生死，穿越世间所有的界限，只是无法穿过遗忘。它触动了很多人内心最封闭也是最柔弱的地方，我们害怕失去所爱之人，也害怕被遗忘，我们更害怕被所爱之人永远的遗忘。

该部电影原名为《Coco》，其主旨在于表现Coco谅解父亲的一生这一故事。影片中Coco保存了被从全家福撕下来的父亲的脸部照片，但是在伊梅尔达去世后，家族一切事物都由Coco操持的家族年代中，埃克托也没有回来一次。说明Coco从未在这段时间里把照片补全，将自己的父亲照片摆入家族灵堂。在被埃克托“抛弃”以后，愤怒的不仅是伊梅尔达，同样还有Coco。她恨父亲抛弃了自己和母亲，也恨音乐。但她不知道父亲是否死亡，或者在哪儿生活，因此她把父亲的照片藏在自己的抽屉中。但是因为她对父亲的“恨”，她又不愿把照片放上家族灵堂。直到垂暮之年，Coco心里只有再见父亲一次的愿望，才会指着过去的照片叫爸爸，以为爸爸回来了。我们很难想象Coco 的一生，在年幼时以为自己被父亲抛弃，被强势的母亲拉扯大，一个人操持着整个家族。或许Coco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会打开抽屉，看一看父亲的脸，读一读父亲寄来的信，哼着Remember Me，回忆过去快乐的时光。所以，当米格弹起Remember Me时，她才在记忆最深处找到了父亲，也终于在临近死亡之时，理解了父亲当年的所作所为。

在电影中，万寿菊和埃克托的照片成为至关重要的两个道具。万寿菊和照片，分别维系着米格和埃克托的命运。万寿菊是米格重返人间的钥匙，他第一次拒绝曾曾祖母的万寿菊，因为在祝福里，他向往的音乐梦想仍然被禁止。而埃克托寄希望于米格将自己的照片带回人间，这样他就可以完成回去看一看女儿的夙愿。不同视角里的圆梦，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随着不断发生道具的失效，情节向前推进，人物的情感、选择无不时刻发生变化，两个梦想终于在一个点上相遇。眼看太阳升起，曾曾祖母将万寿菊花瓣重新递给米格，已经是完全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爱。这意味着在冒险中，蔓延几十年、甚至带到另一个世界的怨恨与心结也被打开。

《寻梦环游记》让我们经历了一次难得的死亡教育，也许死亡只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带着亲人的爱启程才能走得更远。也许面对死亡，我们还是会害怕，但如果还能活在亲人的记忆里，我们便永远不会真正死去。整部影片的内核实际是实现个人的价值，再到纠正命运的轨迹，最后转到对亲情的诠释。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主人公米格终于明白家的重要性，在自问和反省中回归亲情。其实人的一切痛苦，都不是无用的。无论是思念亦或是伤痕，那都是记忆，而记忆，就是生命。记忆让亡灵继续在另外一个世界存在着——它给了我们的情感一种回响。虽然我再也看不见你，但是我们之间爱的联结没有断，只要不曾遗忘，我们便不曾分离。

【文林采撷】

大数据时代，我们该读些什么？

□本报记者  章寒

随着时代的发展，大数据这个词慢慢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当中，而大数据也与我们的生活关联越来越紧密，对我们的阅读也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本期“文化视点”主要为大家推荐关于互联网主题的前沿书籍，旨在帮助大家把握机遇，在大数据时代的挑战中脱颖而出。每本书、每句话，都是我们在大数据时代与这个世界的别样联结。

《大数据时代》

（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浙江人民出版社

推荐理由：

在当今时代，大数据的呼声开始此起彼伏，无论是科技博客，还是各种业内人士，抑或行业论坛，媒体专题，都会有大数据的相关探讨，但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没有见到一本书，或者一个非常系统的系列文章时，很难对“大数据”有更加细致的认识。

思维上，从大数据时代我们关心的是全部数据，面对如此之多的数据时，我们不再热衷因果关系，而更注重相关关系。初听起来也许觉得作者太过于绝对，而且很大程度上挑战了我们一贯固有的思维模式，但是在文中作者就大数据时代的特性充分阐释，并告诉我们为什么现在的“大数据”应该是这样，而我们可能关心的部分，又为何不那么重要，或者需要等待更久去实现。

在管理变革上，感受最深的还是大数据时代个人隐私的控制与风险，无论是数据的告知与许可、关键数据的模糊还是匿名处理，很多用户的隐私已经受到了威胁。但作者也为我们的隐私提出了解决之道，让数据使用者承担更多的责任，避免数据独裁。而这些大数据的不利影响也会随着大数据行业的发展而得到控制。

回过头来，再回答大数据是什么，作者的答案是“大数据就是我们可以在更大规模的数据上做到更多我们无法在小规模数据基础上完成的事情。”其实无论如何，人类总是希望自己掌握更多的数据，更加了解自己，而事实上，大数据时代，一切的迷雾都将会拨开。而这本书已经开始将我们对于“大数据”上的迷雾抹去。

《失控》

（美）凯文•凯利新星出版社

推荐理由：

“人造物表现得越来越像生命体；生命变得越来越工程化。”美国《连线》杂志的创始主编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写于20年前的《失控》的开篇中如是说，他被人们亲昵地称为KK。

20年后，KK的预言正逐渐成为现实。计算机和互联网逐渐成为我们生命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我们已经分不清究竟是在和机器打交道，还是和活人打交道。

事实上，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我们就已经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KK称之为超真实：煲电话、看电视、用电脑、听广播、看报纸，我们需要的公共信息几乎都是从拟像中获得；互联网出现以后，同事朋友之间的私人沟通越来越多通过邮件、即时通讯工具和社会化网络工具实现。

在推特上，有程序员开发出一个应用能根据发推习惯，准确计算出活跃用户每天的睡眠时段；Google能通过关键词算法和用户使用习惯，推荐最精准的广告给用户。人类对机器的依赖，使越来越多的人产生这样的担忧：当机器足够智能之后，它们是否会取代人类？KK的答案是：“这些机器人是我们的孩子。由于机器人具有繁殖能力，我们需要更强大的责任心。我们应该有目的地培养我们的机器人孩子成为好公民。要逐渐为他们灌输价值观，以便在我们放开手时，他们能够做出负责任的决定。”

《浪潮之巅》

（美）吴军电子工业出版社

推荐理由：

近一百多年来，总有一些公司很幸运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站在技术革命的浪尖之上。在这十几年间，它们代表着科技的浪潮，直到下一波浪潮的来临。

从一百年前算起，AT&T 公司、IBM 公司、苹果公司、英特尔公司、微软公司、思科公司、雅虎公司和Google公司都先后被幸运地推到了浪尖。虽然，它们来自不同的领域，中间有些已经衰落或正在衰落，但是它们都极度辉煌过。本书系统地介绍了这些公司成功的本质原因及科技工业一百多年的发展。

在极度商业化的今天，科技的进步和商机是分不开的。因此，本书也系统地介绍了影响到科技浪潮的风险投资公司，诸如KPCB 和红杉资本，以及百年来为科技捧场的投资银行，例如高盛公司等。

在这些公司兴衰的背后，有着它必然的规律。《浪潮之巅》不只是一本历史书，除了讲述科技顶尖企业的发展规律，对于华尔街如何左右科技公司，以及金融风暴对科技产业的冲击，也多有着墨。此外，这本书也着力讲述很多尚在普及或将要发生的，比如微博和云计算，以及对下一代互联网科技产业浪潮的判断和预测。因为在极度商业化的今天，科技的进步和商机是分不开的。

诚如作者所言：“人的商业知识和眼光不是天生的，需要不断地、有心地学习。经过多年的学习、思考和实践，我们能够认定这样一个规律，就是：科技的发展不是均匀的，而是以浪潮的形式出现。每一个人都应该看清楚浪潮，赶上浪潮，如此，便不枉此生。

《爆发:大数据时代预见未来的新思维》

（美）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推荐理由：

美国物理学会院士巴拉巴西的新著《爆发》，是讨论大数据问题的最新一部商业论著，可以被视为大数据的商业哲学。 

作为复杂网络研究的权威，巴拉巴西在大数据兴起的背景下，得出一个结论性的判断，认为数据、科学以及技术的合力，会使得人类变得比预期中更容易预测得多。这无疑会增强人们对Facebook所做的时间轴（Timeline）这类商业创新的信心。 

故事讲的是匈牙利十字军的一段历史，主人公赛克勒受主教之命，征召农民组成十字军。在出征半路上，与同为十字军的贵族军发生一场至今也没搞清原因的“误会”。结果大水冲了龙王庙，十字军内部草根与精英打了起来，贵族军杀了两千农民军。这一事变，将赛克勒激反，走上领导草根起义之路。国王身边的泰勒格迪事先曾准确预言事情的走向，他认为，主教发动农民军充当十字军过于冒险，因为这些农民从军主要并非为了信仰，而是为了摆脱贵族劳役，他们手中有了武器，一旦遇到突发事件就有掉头将矛头直指国王和贵族的危险。这样的事情结果还真发生了。可惜农民军在造反打下大半个匈牙利后，最终被贵族军镇压，赛克勒兵败被擒，坐上“燃烧的御座”，带上烧红的铁制王冠，被当众处死。

《爆发》一书的新意，并不在于提出了新的历史观，而在于结合科学技术发展新的事实，对特定历史观进行了重新论证。其中涉及的大数据，正是下一步互联网发展的重要方向，代表着人工智能实践的新进展。

《分享经济的爆发》

（印）阿鲁·萨丹拉彻 文汇出版社

推荐理由：

分享经济的爆发是二十一世纪前所未有的一场商业革命。作者阿鲁·萨丹拉彻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曾获2个谷歌教授奖、6个最佳论文奖以及其他多个奖项，被誉为分享经济领域的泰斗。

当“互联网+”成为时代潮流，分享经济已是新商业浪潮的下一个风口，它不仅能让闲置的资产和技能转化为利润，甚至将时间和知识也变成了巨大的财富。阿鲁·萨丹拉彻在其著作《分享经济的爆发》中，几乎解读了全球所有重大的分享经济案例，揭示了分享经济的缘起与发展，阐明了这种新型经济形态如何通过最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式整合各类分散资源，并针对分享经济下政府面对的监管困境提出了三种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针对中国读者，本书特地新增了关于滴滴的市场战略分析。

分享经济日益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场革命的见证者。本书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未来社会的商业模式和经济发展，迎接分享经济爆发带来的全新时代。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

刘震云 长江文艺出版

推荐理由：

著名作家刘震云五年之后的又一长篇小说，被誉为“探照民族命运的反思之作”。“吃瓜群众”原指论坛上“不发言只围观”的网友，延伸开去便成了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事态度。刘震云敏锐地捕捉到当下时代的“吃瓜”风貌，由此写下了《吃瓜时代的儿女们》。

小说写了四个互不相识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他们原本各不相犯，却又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作者取材于几起社会热点事件，书中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主角，故事的中心仍然是小地方上形形色色的人物，也就是所谓的“吃瓜群众”。刘震云认为，戏剧在舞台上已经没落了，但惊心动魄的大戏每天都在生活中上演，这是吃瓜时代能够产生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生活基础。

“其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是吃瓜或被吃瓜的群众，每天我们从网络上，从报纸上，特别是从微信微博和朋友圈里看到有趣的事太多了。而戏好看是因为戏背后藏的道理，道理之间的联系特别的幽默和荒诞。”刘震云说。

该书首印90万册，一上市就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南方都市报》将其评选为2017年度十大好书。刘震云保持了他出色的讲故事能力，语言克制冷峻，幽默十足，通过对荒诞的逼视和解剖，将他对这个时代的冷静观察传递给读者。